“这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,他去过山海关边的老龙头,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,觉得很难看。”

“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个汉学家。他说,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,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。这话从—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,叫人无法辩驳。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。”

王小波的“意大利朋友” 安德烈·卡瓦祖缇(Andrea Cavazzuti),1959年生于意大利小镇卡尔皮。老安最初也不叫老安,他的全名是安德烈·卡瓦祖缇(Andrea Cavazzuti),老安是中国朋友们给他的称呼。1981年夏天,这位22岁的意大利“小镇青年”从米兰出发,花了整整七天,途经加来、多佛、伦敦、香港、广州、上海等城市,终于抵达了他人生中第一趟中国之行的目的地,南京。作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他来南京大学参加一次为期六周的暑期汉语培训班。但是,培训只是一个“由头”,他其实是想来看看中国,更准确一点说,抓紧拍拍中国。那时中国刚刚开放不久,大多数意大利人不可能来到这里,至于“在这里过”,他想都不想。

B站上有关“王小波”点击量最高的那段视频是老安拍的,那是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专访影像。他定居北京,生下两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孩子。他说着流利的中文,走遍中国所有的省份,留下无数有关中国的影像与记忆:B站上有关“王小波”点击量最高的那段视频就是他拍的,那是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专访影像;宁瀛执导的电影《无穷动》是他拍的,其中洪晃饰演的妞妞吐槽“知识分子谈恋爱”的一段广为流传;去年3月新裤子乐队推出新专辑《爱 广播 飞机》,封面用的是他于1990年拍摄的首都机场……

去年3月新裤子乐队推出新专辑《爱 广播 飞机》,封面用的是老安于1990年拍摄的首都机场。近日,老安出版了自己在华四十年的首部摄影集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,其中有他拍摄于1981至1984年的190余帧黑白照片。那是一段短暂的沉静时刻,人们在喘一口气,准备跃入即将来临的狂热。余华说:“老安的照片,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弥足珍贵的记忆。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,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,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。”

老安谈自己在华四十年的首部摄影集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 视频编辑:薛松(02:10)“因为《稍息》,这阵子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,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看待中国的更乐观的新视角。”在一个温暖的午后,老安在视频那头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与故事。因为疫情的缘故,对话只能改在线上进行,但这并不妨碍老安讲述的兴致,他还起身去拿那台陪他初来中国的尼康FM相机,在摄像头前晃了许久。

“2003年(非典)我也在,我本以为这一次会和那一次差不多,结果太不一样了。”说起疫情,老安也很感慨,“感觉你已经套在(疫情)里边了,而且越来越严重,起起伏伏太多了。国内还比较稳定,国外好像没完没了了。”

听到这里,我内心一动。眼前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意大利人,已经很自然地把中国唤作“国内”了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《中国》在意大利上映。有一阵子,一到晚上八点,黄金时段,三集的《中国》就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连续放,那时老安才14岁。

“那会电视就那么两个频道,基本上所有人都看过,不是我专门挑来看。可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,但我不是因为这部片子才学中文。”老安告诉我,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汉字,那些大大小小的图像充满了神秘的气息。加上西方传教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拍到的照片,更让他对中国充满想象。奇怪的是,在世界地图上占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,却没有多少影像资料,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,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。

小时候的安德烈·卡瓦祖缇。1978年,19岁的老安成为威尼斯大学的大学生。当年全意大利只有这里和那不勒斯的大学有开中文专业,全国招生名额大概不到40人。新生介绍会上,中文专业是被说得“最惨”的:中文如何难学,方言如何杂多,即便学会了也找不到工作,更去不了中国。或许是出于逆反心理,老安偏就选了这个专业。第一堂课学的是《孟子·梁惠王》,课本也没有,就发了复印材料。材料一拿到手,全班同学都傻眼了,那纸上的繁体字密密麻麻,有的地方还糊成一块,根本辨不出来。

“那时我们连意大利语版的汉语词典都没有,还要先找英汉词典或法汉词典,从第三方语言辗转找到对应的意思,更别说理解文言文了。第二天上课,十几个同学硬生生憋出了十几版《孟子·梁惠王》,全是瞎猜的,连科幻小说都有。”老安笑道。

他们也有一个从中国来的老师,全校唯一一个真正会说中文的人,一个星期两节课。但那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老师一下课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,对外面不闻不问。

老安自己对文学也有兴趣,包括一些拉丁文经典,卡尔维诺的作品,尤其是“垮掉一代”的作家作品。他13岁就看了亨利·米勒的《北回归线》,还有后来读到的《裸体午餐》、《在路上》……当时他也能看到一点中国小说,但最多就到四五十年代,再新近的翻译也没有了。现代文学课上,他看鲁迅,也看茅盾、郁达夫、老舍,这一看还深受影响,以至于他早年在中国的口语表达特别文绉绉的。

厦门,1984(摄影:安德烈·卡瓦祖缇)最初的中国记忆:炎热与潮湿,毛毛细雨,自行车的声音老安后来常说:“我似乎活了两次。”

对他而言,从意大利到中国,旅行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,还是时间意义上的。1981年,老安碰上了来南京大学参加暑期汉语培训班的机会。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,第一次坐气垫船,第一次见到密密麻麻的中国人。

他还记得,在香港下舷梯时,一阵从未有过的炎热扑面而来,就像有上百个电吹风在对着他猛吹。那天他正赶上了中环白领的午休饭点,眼看着一波波犹被复制的“黑头发、白衬衫、黑裤子”鱼贯而行,他想起了自己“五花八门”的家乡——那里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有。而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新鲜极了。

接着,他顺珠江而上,来到广州,再从广州飞去上海。当他坐着火车抵达南京时,已是另一天的深夜十点。周围一片漆黑,在惶惶不安中终于找到了接他去南大的人。

一到南大,老安就心思活络了,总想着出去拍照,结果没两天就因为自行车带人被交警拦下了,还为此在派出所上了一堂以“写检讨”为主题的中文课。“我就想跑,想多看,想拍照片。我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。”培训班一结束,他又带着相机去了苏州、扬州、上海、北京、青岛……

后来回想起这趟为期两个月的中国之行,他总会想起炎热和潮湿,想起毛毛细雨,想起自行车在一片空旷中“叮铃铃”的声音,“还有,当时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。”

北京,1981(摄影:安德烈·卡瓦祖缇)而对那时的中国而言,老安又何尝不是一个新鲜的存在?有一次,他和两个同学一起去看南京长江大桥,路过一个村子,引起村民围观。村民们还跟着老安,一开始是几个人,后来渐渐变成十几二十个,还有人拿着铁锹,带着孩子,不言不语,浩浩荡荡。路过一间小卖铺,老安钻进店里,他们也跟进店里,小小的空间一下塞满了人,吓得店老板赶紧拜托老安出去。“是有一点尴尬,但他们也没有恶意。”老安说,“那会我中文还不够好,如果我能和他们对话,真不知会聊出些什么。”

1982 年的苏州,老安拍下了自己在街上被围观的景象。第一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他振奋。第二年(1982年),赶上复旦大学招收留学生,老安又来中国了。这一次,他待了整整两年,同样是假装上课学习,实际整天到处拍照。当时的留学生每月有140元生活费,老安把大部分钱用在旅行和拍照上,把浙江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河南等等地方都走了一遍。外国人需要旅行证,天涯海角的旅行证不发,得想办法。老安先用复旦开的介绍信,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成都,假装研究杜甫草堂,等要回去的时候说票不好买,必须绕一下,就这样“骗”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。从昆明到了南宁再到湛江,老安一路玩到海口,拍到海口。

上海,1982(摄影:安德烈·卡瓦祖缇)有一天,他在和平饭店的电梯里遇到了意大利经营钢铁设备的公司代表,对方得知老安是意大利人,还会说中文,欣喜不已。他们一直等到老安服完兵役,写好论文,让他一毕业就以意大利企业驻港业务经理的身份回到中国。到了九十年代,老安在北京开设了公司办事处,从此定居这里。王小波聊什么都行,余华很酷,韩寒和他们都不一样

作家圈的王小波、徐星、阿城、余华,音乐圈的崔健,舞蹈圈的金星,艺术圈的刘炜、冯梦波……老安形容那是一段很闪亮的日子,好像随便一抓就能认识一个非常有才的人。也是在这时候,他发现摄像可以把他对影像的兴趣、对叙事的兴趣、对音乐的兴趣都结合到一块,他开始从摄影转向摄像。

1994年,因为拍摄“北京三部曲”,老安找到了王小波。彼时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,《黄金时代》刚刚获得《联合文学》小说大奖,但这本书只能在内地的街头书摊流转。那个秋天的下午,走进王小波的家里,老安没想到王小波后来会那么出名,更没想到两年半后王小波就离开了人世。

“我和他聊天感觉挺舒服的,聊什么都行,建筑、环境、文化、同性恋。”老安坦言,采访时他还没看过王小波的书,自我感觉问得也比较浅,但王小波似乎并不在意。他们不知怎地就说到了山海关,恰好老安去过,评价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很难看,结果王小波把这话写进后来的文章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》里,还说“人家(意大利人)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。”

李银河当天的采访其实就进行了一个下午,但两人保持着联系,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来老安家里看过影像。“如果他还在的话,我们还能聊。”谈及王小波,老安的语气难掩感伤。除了王小波,老安还为“北京三部曲”采访了余华、崔健、汪建伟、金星、颜磊、王广义、张永和等等好玩的人。他形容余华“很酷”,刚接触时感觉余华是一个话不多的南方人,但一旦开始表达,无论说话还是写作都有一种很自如和大方的感觉,幽默里也带有一点北方色彩;他觉得崔健那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力量感是能够听出来的,而且崔健很聪明,很早就说过将来90%以上的世界人口都是艺术家这种惊人之语,人也随和,愿意倾听别人在说什么,是一个“可爱的人”;他说金星那时还没动手术,也挺好玩的,老喊老安“雷锋叔叔”,“你要是看到她,可以问问是不是有个意大利的雷锋叔叔?”

拍摄电影《无穷动》时,老安镜头中的刘索拉、李勤勤、洪晃。(从左至右)。“我想他们这些人,可以反映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。那么大个国家,那么多人,在那么坎坷、波折的那些年后呈现出新的生活状态,这是一个特别现实性的表述,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很大。对于历史,对于生活,对于幽默,对于人的感情,欧洲、美国、印度甚至中东的角度都是比较统一的,文化的根比较相同,但是中国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,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宝贵。其中有的东西比较容易传到了西方,有的不大容易,比如王朔在国外一直不大成功,没法翻,怎么翻也翻不明白。”在中国作家里,老安还喜欢一个来自上海的“80后”作家,韩寒。“我喜欢看韩寒的书。韩寒就和余华他们完全不一样。”老安说,中国不同代际的作家实在差异很大,“年龄是一方面,还有他们面临和接触的东西。你能想象余华去当车手吗?阿城连车都不会开吧。你看,一代年轻人上山下乡,离开城市去农村,下一代年轻人则要面临高度的城市化,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都压缩在一个国家发生了。”

“城市化是中国的一件大事。这里面硬件的变化是最大的,包括城市的面貌,生活的方式,说‘面目全非’的话可能让人觉得带一点贬义,但确实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。”老安说,“那么巨大的变化,都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。它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,所以特别压缩,只换了一代人,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在他看来,这种压缩一方面是必须的,因为曾经耽误了太多,但是另一方面,可能也会引起一个问题,就是在很短时间内做那么多事,所有事都代表了一样的理念、审美、技术与经济状况,比如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就很有八十年代的风格,九十年代的房子一看就是九十年代的,一个代际的风格特别统一,“牺牲了多样化,这有点可惜。”

老安镜头下的中国式建筑。八十年代末,老安成为北汽“第一汽车租赁公司”的第一个外籍客人。他喜欢在中国到处自驾旅行,能看到很多新鲜的场景,有时也能看到几十年前的意大利,那就像是在时光机里再次走进自己的历史。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事情开始发生变化,“一进入千禧年,中国便在许多方面越来越像我置于身后(意大利)的现实。”在这样的变化中,老安也变了。

“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喜欢开车到处跑。”他称,“当然我还是喜欢跑,但这跟以前不太一样,包括旅行的体验也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一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多,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。二是公共交通也方便了。过去我喜欢自驾去各种地方,都是走国道,那时候没有高速路,也没摄像头,觉得旅行很自由,路上的体验很丰富,现在就算自驾也基本上像一个机器人在听导航指挥。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。”

前几天,老安十六岁的儿子坐在一边,忽然来了一句:“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买车,地铁多方便。”

老安一愣。他想起自己十六岁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辆车,去看各种各样的未见之物,一路畅行无阻。

如果说“不断趋同的空间”是新世纪的一大产物,那么另一大产物,或许就是“愈加稀缺的时间”。

九十年代老安四处游走时拍摄了大量中国孩子玩耍的视频,镜头中的这些孩子和他小时候在意大利一样,都喜欢在街头玩耍。但是今天,他很难再看到在街头玩耍的小孩,“其实全球都是这样,意大利也是。即使疫情没来的时候,也少见,不安全,也没时间。”

九十年代老安四处游走时拍摄了大量中国孩子玩耍的视频。他的两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与成长,一个高一,一个初二,都不在国际学校。“我记得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,整天有好多时间,都不知道怎么打发。但他们不是,忙得好像多一秒钟都没有,即使有,也被手机占据了。”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,老安也会思考“个性”的问题,“个性从哪来?各走各的路才可能有个性,对吧?如果所有人都按一个标准走,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个性。以前放养的人比较多,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作家、艺术家,他们从小的学习、生活处于一个放养的状态,不像现在这么紧张,安排得特别紧凑。”

在今昔对比中,他还感到了一种矛盾。“我们现在接触的信息要比八九十年代的人多得多。那时候人最缺的是跟全球的交流,很多信息很难得到,但是反过来你有很多自我修养的余地,很多人自己爱看书,会倒腾些什么事。现在反过来了,信息到处都是,但是我们没有时间。”

“其实现在躺平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的,当然物质生活相对好了,有的人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过得不错,又是独生子,以前一家四五六七个孩子,要都躺平的话可就崩溃了。”他说,“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挺辛苦的。”

近日,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由铸刻文化、单读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,都是宝贵的老安要孩子比较晚,但他对孩子的世界一样好奇。“在我22岁之前的世界里是没有中国的,但在他们心目中,中文是他们的母语,中国是他们的国家。当然他们也接触意大利,在疫情之前,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去一个多月。另一方面,他们生长在网络时代,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。”

在老安看来,他们一空下来就看抖音,好像磁铁一样,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,他们不知道,也不关心。

“大家现在都在说元宇宙什么的,但我觉得在元宇宙出现之前,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你看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线上生活,他们的线上时间远远比线下时间多,即使见面也是各看各的手机,即使人在线下也还是在线上。”

老安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网络时代的问题。他曾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,结果发现一则短小的简历,其中提到他曾是足球教练安切洛蒂的同学——这是一种他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关联。

“还有那些网红、主播,都是过去没有的,他们人在哪里并不重要,粉丝也不关心,粉丝只看网络上呈现出来的那部分。”他今后想在中国拍一部纪录片,最好沿着一条国道,串联起很多城镇、县城,然后找一些地方的网红和主播,看看他们网络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差别、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关系,他们与周遭世界的互动,等等。

“你可以通过一个群体反映一个社会的动态和现状。”老安说,就像十年前,他觉得发烧友很有代表性,可以跨越各种社会阶层——不管有钱没钱,只要有共同的兴趣,都能兴奋地聚在一起。通过一个支点看到中国各种各样的人,这对他而言是最有意思的。

可以说,在中国这几十年,不管是拍照、拍视频、做采访,老安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暗含着他对中国的某些观察,某些好奇,某些困惑。他是中国生活的旁观者,也早已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。

“有人和我说过,我还没看。”老安回答,“能够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,都是宝贵的。”